长三角异军突起，中部崛起，过去“广东独秀”已被“全面开花”局面所取代

partner_our

东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中说：
　　
　　长三角异军突起，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去“广东独秀”已被“全面开花”局面所取代。
　　-----------------------------------------------------------------------
　　收入低、用工环境差及长三角的分流，使珠三角陷入缺工困境
　　　　
　　　　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1、一家人的打工经历
　　　　
　　　　大儿子不堪工作之苦自动离厂，二儿子被机器轧残了手，母亲为儿子讨说法也被工厂开除。东莞缺工的原因似乎就藏在这一家人的经历中
　　　　
　　　　就在四个月前，38岁的韦桂琼来到东莞打工时，还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那是她头一次出远门，坐了17个小时的长途班车。
　　　　
　　　　与她一起来东莞打工的还有17岁的大儿子，而16岁的小儿子何继斌比他们提前半个月到了东莞。
　　　　
　　　　韦家在广西宜州市洛东乡王格村，种田及养蚕的收入每年只有五六千元。想到在东莞打工三个人每月都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韦桂琼当时很激动。
　　　　
　　　　而今，韦桂琼的美梦被击碎。
　　　　
　　　　今年2月19日，韦桂琼和大儿子顺利进了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韦的工作是检查衣服有没有破洞，同时剪掉线头。每检查一打(12件)，有1.4至1.8元的收入。她“每天最多查200多打”。
　　　　
　　　　韦的工作时间表是：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11点半下班吃午饭，两小时后继续上班，一直干到晚上6点，休息一个半小时后继续加班，一般要到晚上11点才能收工。每月“出粮”(发工资)的当天，韦桂琼可以休息一天，她每月平均要工作320－340小时。这个劳动时间比劳动法规定的整整多出100－120小时。
　　　　
　　　　在东莞打工的四个月里，韦没有吃到过早餐，午餐可以吃到两三个菜，一周能吃一天荤菜，“荤菜只不过是用油渣炒出来的”，晚餐同午餐一样，夜宵是稀饭和两个菜，“饭可以随便打，菜只有一份”。为了这份伙食，厂里每月从她工资里扣70元。
　　　　
　　　　韦的大儿子干了两个月后就跑回老家了，他每月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加每天5元加班费，“他说以后再不进工厂了”。而早于他们来东莞打工的小儿子何继斌却出了事。
　　　　
　　　　何继斌去年到东莞打工的时候还不满15岁，因为没有办身份证，他只能到一些小厂找活计。
　　　　
　　　　“第一个厂是手袋厂，听说要通宵加班，没敢去；第二个厂是玩具厂，进人要求低，我借了老乡的身份证进了这家厂。”在这家厂里，何继斌为模具修补工人打下手，每天早8点上班，一直干到夜里10点，中间有两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早餐没有，午饭和晚饭一样，两个素菜每人一份，米饭随意。何继斌干了一周就受不了了，“模具太重，搬不动”。由于没干满一个月，他没领到一分钱工资。
　　　　
　　　　今年春节后，何继斌进了东莞一家胶带原料厂，每天上9小时班，月工资400元。
　　　　
　　　　工厂24小时开工，工人三班倒上班，何继斌被安排到夜班，为此老板给他增加了50元工资。何早上7点下班，回宿舍睡觉，中午吃饭后接着睡，下午5点吃饭，晚7点半开始上班。厂里没有夜宵，但每天给2元钱补贴，饿了，何继斌就和同事买方便面吃。

partner_our

工卡有两份，一份按国家法律规定，只记录一周5天，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另一份则记录了加班的情况。“8小时的工卡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这一份加上加班的一份才是真正的工作时间。”一名工友告诉韦美仁的丈夫韦文学。
　　
　　18日韦美仁开始发烧，这天，“8小时工卡”上、下午都是“请假一天”。晚上加班，“加班卡”上“进厂”的时间是18点20分，“出”的一栏却空白，一名工友说，当晚韦美仁觉得很难受，没加完班就回宿舍了，于是“加班”上写着“旷工”。
　　
　　“旷工”一次罚款50元，而韦美仁工作一天还挣不到30元。“旷工一天就等于白干两天，”韦文学说，“不是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她是不会回去休息的。”
　　
　　19、20日为双休日，“8小时工卡”这两天为空白。“加班工卡”则记录着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半，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大约为13个半小时。“这两天她觉得烧有些退，坚持去上班。”韦文学说。
　　
　　21日，早7点半到晚12点，工作14小时。
　　
　　22日，“8小时卡”记录工作8小时。“加班卡”上空白，因为“晚上又去看病了。”
　　
　　23日，“8小时卡”记录工作8小时，“加班卡”的晚上加班一栏为“旷工”。“晚上去看病，请假没被批准，就成了旷工”。
　　
　　24日，两张卡都是“旷工”。“这两天病情加重，去东坑镇医院看病，请假又没被批准。”
　　
　　25日，“8小时卡”记录早上8点上班，但下班一栏空白，“加班卡”晚上加班一栏为“请假”。“这天病没好转，她请老乡帮忙请假。”
　　
　　26日至28日，卡上写着“请假三天”。“26日起她的病严重恶化。27日晚上10点到医院打针后被老乡扶回宿舍。28日，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向厂方借钱未果，一名主任私人垫了105元钱，晚上11点多打完针，花掉医药费83元。”
　　
　　29日之后，“8小时卡”和“加班卡”都是空白。“29日、30日，几个老乡凑钱送她到医院打针；7月1日，老乡向厂方借钱，没借到，打一针后回宿舍。夜里12点，同宿舍的人听见她粗重、短促的喘气声，但是直到凌晨1点半才由厂医院医生打120求救。这时她大小便失禁，已经昏迷。”
　　
　　7月2日早晨6点30分，韦美仁在东坑镇医院死亡，对她的病的诊断是颅内感染、心肌炎、多器官功能衰竭。
　　
　　妻子死亡后，韦文学从老家到东莞处理后事。厂方只答应出12700元善后，韦文学不愿意，当地劳动局劝他接受这个数字。
　　
　　据介绍，韦美仁的死亡很难被定为工伤。事实上，工伤在珠三角的企业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字眼。刘开明博士研究了深圳市1994年至2003年工伤状况，“工伤事故及伤残人数在深圳是个敏感数字，《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中有关工伤事故和工伤保险的资料少得可怜，而且总是尽可能地模糊。但可以看出端倪。累计发生断指、断臂、断腿及因工死亡的工伤案件近5万宗。从1994年以来，深圳的工伤事故呈明显上升趋势，工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partner_our

5、不能吃苦的新工人？
　　
　　他们不是只为赚钱的一代，他们没有过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还有自己更为高远的人生规划。当企业无法满足他们时，他们选择离开
　　
　　按时间算，现在的工厂迎来了“计划生育一代”。在企业眼中，20多年前的计划生育除了使现在的劳动力供应量减少外，这一代人也没有过去的工人能吃苦了。
　　
　　“你们的工作苦不苦啊？”李承平问。
　　
　　“和别的厂差不多。”厂方招聘的人说，“出来打工哪有不辛苦的。”
　　
　　“哦，我再想想吧。”
　　
　　19岁的李承平确实想再考虑一下。高中刚毕业的他从广西跑到东莞求职，7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人才市场逛了一上午后显得颇为沮丧。“我什么都不会，只能学。”当学徒只有400多块，熟手转正了也只有700多。
　　
　　招聘场里的成都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刘某则有自己的想法，“做设计的经验积累很重要，我现在只想找个正规的厂家，给我操作机器的机会。”刘打算学会了技术就去深圳或者回四川老家，“回老家我就是这行里一流的人才。”
　　
　　“现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和上一代打工仔已经很不一样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执行理事刘开明分析说，“上代人打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新一代年轻人更希望借助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改变命运。”
　　
　　广东省总工会做的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中，在对外来工出来务工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收获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都设置了开拓眼界、学习技术、发挥才干和赚钱这4个选项。统计结果发现，赚钱(41.8％)是外来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目的，而他们外出务工后的最主要收获却是开拓眼界(36.0％)。调查还发现，稳定就业和自我发展是外来工当前最注重的两个问题。
　　
　　然而，新一代打工者的梦想却与现实相差甚远。
　　
　　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发现，58.2％的人“极少有业余时间”。记者采访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不需要加班的，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已经算少，大部分都是11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16小时。同时，只有一家企业表示执行了五天工作制，别的工厂都是每周六天，更严重的工厂只在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放假休息一天。
　　
　　对多数外来工来说，业余文体生活单调枯燥，打球(28.9％)、唱卡拉OK(27.8％)是首选。
　　
　　对此，新一代打工者显然是有所“挑剔”的。挑剔的后果之一是：工人难招、招了难留。
　　
　　一名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抱怨年轻人越来越“娇气”：“有几个年轻工人，早上要吃家乡口味的稀饭，煮饭的大师傅不会做，他们就辞职走了。”
　　
　　另一个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则抱怨，四川的中专毕业生越来越难招了，“每次打电话到学校要人，对方就说我们不习惯你们那里的气候，学生不愿意去。今年没有招到一个四川的工人。”
　　
　　对这种变化，东莞市的有关调查报告中写道：“新一代的劳务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保护、自我增值意识加强，对一些企业侵害工人权益现象不再忍气吞声，遇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便会‘弃暗投明’。”
　　
　　6、加速分流的工人
　　
　　东莞市人才市场的调查结果表明，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弃暗投明”流失了大量工人。

partner_our

“新一代年轻工人承受的经济压力比上代人要小，而且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更多，种种因素导致了珠三角工人流失率的快速增高。”刘开明说。
　　
　　广西河池市驻东莞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告诉记者，“我们送去的工人，能有70％的稳定下来就算成功了。”
　　
　　刘开明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劳工问题，他在工厂调查中了解到，以前工人的年流失率大概是25％－30％，现在工人进厂第一个月的流失率是40％，有的超过50％。
　　
　　东莞市基业人才市场也做过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流失的工人去了哪里？基业人才市场做过一份员工离职后流向调查，调查的范围包括管理层、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调查发现，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调查者特意提出了苏州，苏州在中国2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五，其中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第四，调查者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向苏州工业园。
　　
　　而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长三角和内地的竞争是此次缺工的原因之一。东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中说：长三角异军突起，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去“广东独秀”已被“全面开花”局面所取代。产业工人的流向从过去“发财到广东”变为“东西南北中”，尤其是流向华东地区。劳动局方面的说法是：“以往湖北、安徽来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去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了。”
　　
　　与广东比起来，长三角似乎有很多优势。东莞市塘厦镇一个港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对记者说：“东莞的地方政府执法不力，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无法保障，工作环境也得不到太大的改善，事故是常有的。听说上海、苏州那边要规范得多。”
　　
　　刘开明在考察中则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管理相对比较人性化，而广东的企业大多等级森严。他一定程度上认同那位主管的说法，但是作了一些更正：“广东也有很好的企业，长三角那边也有比较差的企业。这个很难说。”刘开明在浙江考察时碰到过一些以前在广东打工的工人，他们是听老乡介绍浙江的环境比较好，工资也高，从而放弃了广东。
　　
　　内地发展也是分流工人的一个原因。一名老家在湖南岳阳的工厂人力资源主管说：“内地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多少，就算低那么一两百，那些工人也只会愿意在家里，出来一趟是需要成本的。”记者向一些企业的老总和人力资源主管询问为什么不提高工资吸引工人时，他们表示提高工资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就失去了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