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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比较烦 最近富士康有点烦,因为一直很低调的它似乎忽然间就成为了舆论和大众的关注的焦点。
随着苹果的崛起,富士康,这个苹果背后的巨人也逐渐浮出水面。作为苹果的主要代工商,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2010年在富士康频发的员工跳楼事件更是将这家本来默默无闻的台资企业推上了风口浪尖。为了平息这个事件,以郭台铭为首的高管可谓是大伤脑筋,不停地道歉沟通,差不多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将事件逐渐平息。
最近,一纸富士康将要大举内迁的消息见诸报端,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富士康,不管它愿意还是不愿意,关注都等在那里。因为2010年跳楼事件的恶劣影响,媒体和舆论都已经习惯用放大镜来监视它的一举一动。而媒体和舆论的关注却意外地揭开了富士康商业模式的真相,也让富士康的问题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富士康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占领市场高速发展的模式已经逐渐走到了尽头。
模式之困
1988年郭台铭开始在深圳投资,他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闻到大陆商机的台商之一。为什么从1988年到201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富士康一直默默无闻,却在2010年一跃成为许多报刊杂志的头条?表面上看是因为频发的跳楼事件影响极其恶劣,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更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慨。其实,更深次的问题是,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已逐渐走到了尽头。跳楼事件仅仅是一个导火索,即使没有跳楼事件,富士康也很可能发生别的问题。
当年外资大量涌入珠三角的背景是,中国刚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深圳作为改革的桥头堡,有很多政策优惠,政府也大力鼓励外资特别是港商台商入驻以便能更快地学习他们先进的市场经验和经营模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佩服郭台铭先生的眼光和勇气,在形势不是很明朗的条件下毅然投资,当然,他的这种冒险换来了巨大的回报。鸿海成功跻身世界500强的行列,其代工王的称号当之无愧。
当年的珠三角,处于时代的前沿,政府提供廉价的土地,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同时,内地大量的闲余劳动力涌向沿海,低廉的建厂成本,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两个独特的因素构成了富士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富士康的产品在质量保证的情况下可以更便宜,这样就极大地冲击了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商,使得富士康能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打开缺口并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后,可能就连苹果这样强硬的巨头也对富士康产生了依赖,因为如此低的价格,只有富士康能提供。
不能否认富士康在数十几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很强的技术能力,其管理水平也是首屈一指,但是这一切的优势都是建立在规模化效应的条件下,而规模化效应的基础仍然在于它极低廉的生产成本。富士康在中国建立的这种发展模式实在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孕育的产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社会的发展,继续坚持这种发展模式不是长久之计。
当年的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吸引了大量内地农村的闲余劳动力,作为农民的他们,朴实勤劳,对物质要求不高,所以当时台资港资企业给他们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喜出望外的收获了,比起在家务农,在珠三角打工的收入对内地的农民来说相当有吸引力。为了挣钱,他们可以任劳任怨,像机器一样连续加班赶工,在那个年代,就不存在所谓的压力过大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也乐于见到台商港商大量招工,因为这样不仅替政府解决了闲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同时还拉动了经济增长,由于珠三角生产的产品大多出口,而大量的出口还能换回在当时很宝贵的外汇,所以从当时的经济背景出发,只是一种皆大欢喜的模式,商人们利用了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政府也获得了收入,可谓一箭多雕。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富士康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核心竞争力。代工产业不是一个技术密集的行业,要想获得成功提高利润就得不断地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这样才能逐渐拥有议价能力,而要把对手挤出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供尽可能低的价格,要压低成本,就要形成规模效应,严格管理,并且在固定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尽量低压低人工成本。富士康,正是用这种逻辑成就了今天的成功。换句话说,富士康今天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建立在严格的管理和低廉的人工成本之上。
借用一句名言,富士康的成功是因为它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做了恰当的选择,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政策优势和人口红利时代带来的低成本效应,并利用这些优势在极短的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正在崛起,经济环境逐渐变化,而富士康仍然在坚持这样的发展模式,就必然会遇到瓶颈。现在政府已经逐渐在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多地鼓励技术密集型,环保节能地产业发展,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已经不再是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富士康先输一局。以后廉价的土地,税收的优惠将会越来越少,富士康建厂运营的成本必将会逐渐增加。从员工的角度上来说,现在的打工者已经不再是当年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那些任劳任怨勤劳朴实的农民了。新一代的打工者,大多是80后甚至是90后,他们在开放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能接触网络,看着电影,听着MP3,喝过可口可乐,知道麦当劳肯德基,会用QQ,喜爱上网,这样的新生代,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挣钱,但挣钱不是唯一的目的,有了工资还要有地方娱乐还要有时间享受。厂长们会发现已经不可能给他们发几百块钱的薪水让他们为企业无怨无悔地加班十几个小时。富士康引以为傲的管理模式在他们身上也会遇到巨大的挑战,因为不可能再把工人当做机器使用。
另外,富士康的管理层缺乏大陆籍高管的局面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台籍高管毕竟不会比土生土长的大陆人更理解他们的员工,更理解当前的经济环境和政策方向。其实这样的管理人员配备实际上在富士康的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人为地制造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员工没有主人翁的感觉,从而导致了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僵硬紧张,这恐怕也是富士康史料未及的。
转型之惑
金融危机之后,母公司鸿海集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将会直接导致订单量减少,而后来一再发生的跳楼事件对鸿海和富士康来说无疑更是火上浇油。已经宣布退休的郭台铭不得不重披战甲,重新勾勒鸿海和富士康的未来。
显而易见,富士康的大举内迁其实就是郭台铭的应对策略之一。这也清楚地表明,富士康不想放弃原来那套成熟的发展模式,依然坚持使用规模化 低廉劳动力=竞争力的方法。从它在内地大举招聘和大规模地兴建工业园可见一斑。内地的劳动力成本是可以比沿海低,内地的政府也确实会给富士康更多的优惠,但是按照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样的方式总会走到尽头。内地总有一天也会逐渐富裕起来,劳动力成本不可能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富士康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种模式,难道是对未来经济的宏观发展趋势判断失误?相信对于一个在1988年就敢率先在大陆建厂的台资企业来说,这点敏锐和判断力还是有的。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富士康还找不到新的出路。
其实郭台铭一直在为富士康寻找出路,他也不断表现出想要摆脱低端制造业模式的欲望。从2003年郭台铭旗下的赛博大举扩张,号称要开500家门店的宏伟计划再到2009年的“万马奔腾”计划,到与零售巨头麦德龙合资的万得城,这些举动都显现出郭台铭欲向渠道转型的决心。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尝试都不是很成功,所以富士康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将仍然只能坚持低人力成本加严格管理的模式。
富士康必然会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廉价劳动力的模式即将走到尽头,因为除非它继续保持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否则必然会有新的竞争对手肯定会出现。一旦富士康不再能提供低价的代工产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定会有新的企业或者新的模式出现来填补这一空白,虽然很可能不会出现在中国。如果富士康继续坚持原来的那套沿海模式,在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压力逐渐增大之后,在没有政策和税收的照顾之后,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寻找更具成本优势的生产基地,再来一次大举迁移。不过要把大量的生产资料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绝对不是一件易事。同时其在内地为各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政府对富士康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依赖性,可以说,富士康的规模化效应为它带来了成本优势的同时却也极大地遏制了自己未来转型和发展的动力,庞大的规模,与政府之间的捆绑合作关系都成为了其未来转型之路上的巨大障碍。这种互相捆绑的模式最终将会极大地影响富士康的发展,而富士康的衰落也会反过来影响政府的利益。另外,如果从企业也长期发展角度来看,这样的模式也是难以为继的。适应才能生存,经济环境变化了,企业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否则只能被淘汰。所以,富士康必须转型,但至于怎么转就需要考验企业的和管理层的集体智慧了。可行的办法是,依托其现有的优势,在技术和设计上发展出新的核心竞争力。毕竟几十年的积累使得富士康在模具制造等方面有很强的实力,所以富士康应该以其制造优势为基础,挖掘自身在技术上的潜力,逐渐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式,在现代企业整合全球供应链的趋势下,渗入到企业产品研发,设计的全过程,让自己成为上游企业整个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逐步摆脱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不利地位,摒弃以压低成本作为竞争力的产业模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也许这才是最适合富士康的未来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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